第五人格话剧杰克-第五人格cg动画 杰克

1.你能说出你喜欢男朋友的5个优点吗？

2.屈原的伟大人格和爱国精神为后人所传诵,搜集有关屈原的评论和诗歌,说说你对屈原的评价

3.有关启功的人格魅力

你能说出你喜欢男朋友的5个优点吗？

1、情商高

我男朋友在情商上妥妥地碾压我，不仅接人待物进退得当，经常教育我，而且在我俩的相处中也是一个非常赞的男朋友。

例如在我因为某些事儿生气暴走的时候从来不会跟我讲道理教育我，而是顺着我把气撒出来然后再逗我笑，因为他相信我冷静下来后自己处理的好。

2、能认路

他是认路小王子，精通城市里各种地铁线路和学校附近各种公交线路，和他一起出门比带手机地图靠谱多了，这也导致我本来就不高明的认路技能又退化了许多。?

3、学习能力强

不管是专业内还是专业外，是学业还是实践工作，想做的事情就一定做得好，学术能力超强，保研去了本专业很腻害的导师，学生工作组织能力也很赞，办比赛做社长，排话剧，写剧本。

4、有人格魅力

我觉得我男朋友最大的过人之处在于，让本来强势又有野心的我，不再只想着我毕业以后要做到什么厉害的职位，赚多少钱，要让多少人敬仰和崇拜，要在事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而是变得温柔又母性，想着早早毕业嫁给他，给他生孩子有我们自己的家，找一份稳定又富足的工作，赚足够的钱让他随心所欲地买书，又有足够的时间为他下厨做好吃的。

5、和我很相似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除了他有那么多优点，那么多神奇的属性，还有那些看不到的缺点之外，只是因为从大的三观到小的吃饭的口味全都很合拍，简直是另一个自己，有与生俱来的默契，契合到满足，满足到想要忍不住轻轻叹息。

屈原的伟大人格和爱国精神为后人所传诵,搜集有关屈原的评论和诗歌,说说你对屈原的评价

一、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我的看法：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从《离骚》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分类：

屈原，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名字。还有《离骚》，一部出自屈原之手的不朽的著作。汨罗吞噬了屈原，埋葬了屈原，那里成了屈原最后的归宿，但汨罗没有吞噬屈原的《离骚》，以及通过《离骚》所传达出来的屈原人格和艺术精神等等许多东西，这也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不同价值之所在。

《离骚》是屈原所有著作中最突出的一本，一直是作为屈原的代表作而存在着、被传送着，但细细思考一下，为什么偏偏是《离骚》享此地位，而不是《天问》或者《九章》？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离骚》的内容，其关于屈原一切人格、精神等的更丰富、更全面的阐释，这丰富与全面的特征是其他几部著作所不可及的。

谈到屈原的人格，谈他的艺术精神，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艺术精神？

先看人格，人格（也可称个性）在心理学中指包括人的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等在内的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稳定的心理特征。这是心理学上的阐释，在社会生活中，人格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与此同时，我们经常用人格来指称道德品质，比如说“人格低下”、“人格崇高”等等。这些都是人格在现代社会被人加以的定义，那么在屈原那个时代，虽然心理学没有被提升到一个学科的地位，人们对它的认识可以用“知之甚少”来形容，但关于心理描述的词语是一直就有的，因此我们这里说屈原的人格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可以参照现代心理学对人格的理解的。从屈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看，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难以统一的，因此其社会生活中的人格是说不通的。但是，心理学毕竟只是个参照，而道德品质的解读是由来已久的，所以，我们这里谈屈原的人格，主要还是从道德品质的角度，当然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解释，也应该是包括现代心理学意义上关于人格的理解的。

再看艺术精神。艺术是形式的，但不是空壳子似的那样的形式，而是有意义的形式，也就是说形式里蕴含了意义，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是抽象的，那么艺术的形式就必然要以形象来填充。它来自人的心灵，人为万物之灵，就因为人有心灵，就因为人类的心灵能创造出形式，创造形式就是“人的心灵为自然立法”。那么艺术精神，也就来源于人们对待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了。中国人倾向于实用，因此在中国圣人看来：“艺术”则是一种治术。但艺术精神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对艺术形式的态度和看法，只是这个艺术形式的内容构成有所差异而已。

了解了人格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一看屈原的人格和艺术精神了。

按照心理学和道德的理解，我们对人格的理解应该从品德、能力、性格、价值观、需要、兴趣这么几个基本方面开始。

谈到屈原，我们首先看到对他的评价是“爱国主义伟大诗人”，确实，屈原是爱国的。在《离骚》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屈原的“美政”思想，“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才是美政，这是与腐朽的贵族统治观念格格不入的，所以遭遇很多挫折是必然的，所以也有人将《离骚》说成是屈原发泄不满，发泄满腹牢骚的一个媒介。其实，这些愤怒或者是抱怨之词，都不过是不足挂齿之词，真正的含义，应该像鲁迅对于旧社会中国民众的评价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而遗憾和抱怨是绝对不同的两种态度和看法，屈原的爱国情怀决定了他不可能对什么抱有怨恨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屡次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而最后将自己馈赠给汨罗江。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这一切，就像是信仰，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动摇的。

我们对于屈原的评价不仅仅是个诗人，还是个政治家。的确，屈原最为一个政治家，我们绝对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其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的：认识到楚国既有争雄天下的潜力、又存在被秦国吞灭的危险。这样的远见是那些奸佞小人所不曾预见到的，我们之所以肯定说那些小人没有预见到，是因为如果他们预见到，肯定也会直承谏言的，在屈原预见到这一历史性的结局时，局势还是光明的，并非后来不可逆转情况下那些小人选择卖国。而我们称之为小人的原因也并不是说他一定卖国，谁都不天生是个卖国贼，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小肚鸡肠，没有容人之度，以及尸位素餐的行为。然而，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一定就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为什么纪晓岚可以在有和绅这样的大贪官而且拥有一派人脉的奸佞里长存，而且发挥其在政治上的才能，安百姓，治天下呢？一个真正有政治才能的政治家应该是远见卓识与手段兼备的人，或许这样失去了个性，失去了原则性，但无疑，历史证明，没有手段的政治家不能长久，不能长久就意味着他政治抱负的不完全实施，以及奸佞之人的猖獗横行。而有手段的政治家呢？在野之时，既压制了奸佞，又施展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或许这远见卓识实施的比较慢，但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亦可“积跬步至千里”。这是中庸的方法，但绝对是权衡利弊下最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屈原的人生结束于汨罗一定意义上也就说明了其政治能力的不足。

屈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明确自己的目标，明明白白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在“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他坚持自己的个性，坚持做一棵“香草”，放弃一切也不会和奸佞小人同流合污，所谓“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虽九死其犹未变兮”。这种高洁的品质是难求的，这种坚持的精神亦是十分难得的。但是，纵观屈原的《离骚》，对于屈原的性格，还有个不是特别深刻的感觉，那就是自恋，贯穿前后的无数香草，是屈原引以自比的媒介。屈原的时代已经消逝很多年，我们也无法亲历去考证。但是香草的美誉传承至今，香草般的性格是完美的性格，屈原一再的将自己比作香草，是否有自恋的嫌疑呢？不过是也不要紧，人无完人，这样的小缺陷，怎么也抹杀不了屈子几千年来在中华儿女心目中的美好印象。

关于屈原的艺术精神，我们先看看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理想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实性，它实际上是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在庄子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围、哀乐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摆脱由此产生的精神纷扰，形成一种宁静的心理环境，应该说是对这一人生情境的真实的反映和理智的态度。我们说中国人是实用主义，在庄子那里是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们知道，庄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同样是纷纷扰扰，太平盛世是难以企及的。那么，庄子为什么在理想的生存环境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依旧快乐的生存呢？那时因为这里的生存环境已经扩大了，不仅仅指我们周围的涉及我们生存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心理环境。类似于在现实无法满足的条件下，我们选择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但又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自我安慰与满足，而是一种内心的安宁，无欲无求，是一种得道的境界。屈原没有向庄子那样选择乱世中快乐的生存，是因为他有欲有求，他希望国家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当然，这“欲求”不是私人的，而且是我们所提倡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却正是这个“欲求”，屈原丧生于汨罗，而庄子逍遥长寿。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庄子那样无欲无求而带来的理想生活境界，但是之所以说它是理想的生活境界，是因为它确实太难实现了。除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变成“庄子”，否则，这个社会就永远会被“理想”修饰。而且，进一步说，我们都是社会人，我们的生命也好，人生也罢，都牵扯着社会，因此，如果让我在屈原的艺术精神和庄子的艺术精神中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屈原的艺术精神：一种为了公共的社会事业而奋斗的欲求，并且甘愿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对于屈原的评价，有完美论者，贬低论者以及异化论者，总之是五花八门，都有所欠缺，正确的应该是折中论者，中庸不偏激，然而却也的确是最完善的理解和解读了。

有关启功的人格魅力

“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架。”

——《杂阿含经》卷十八

1．

回顾李叔同的一生，我们不难从他身上发现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巨大的精神导向，对我们21世纪的青年来说，是不是应从其文艺成就和人格魅力上获得某些启示呢？今年是李叔同先生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我谨作此拙文，以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李叔同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是最早提倡话剧，最早研究油画和西洋音乐的人。他极富文艺才能，举凡诗词、篆刻、书法、音乐、美术、戏剧等等，无不独领当时风气之先。借用其得意门生丰子恺的话来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都被他走遍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英姿翩翩，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见余秋雨《庙宇》）的艺术大师，却于1918年悄然在杭州虎跑寺以盛年出家，法号弘一（时称弘一法师），陡然从一代俊彦转变成为苦行佛陀。李叔同出家之举，在当时曾震惊了整个知识界，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迷。值得一提的是，出家后的李叔同又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结合，重兴并弘扬了律宗，从而最终奠定了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显著地位。

“24年后，在距他生日还差十天的时候，功德圆满，安详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时间是1942年10月13日。临终前写‘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遗偈数通，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生其死，都充满了诗意和神秘的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评出韵味的时候，便卸妆收场了。”（见赵大民《李叔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人格》）

佛教认为，人生即苦难，苦难的根源是欲望，即生命欲望、占有欲望。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是灭绝欲望，进入涅架境界。弘一法师由朱门子弟，风流半世，享尽富贵，一变而成为空门高僧，穷困半生，历尽艰辛，后化作千百粒舍利，最终进入了佛门最高的涅架境界，求得功德圆满。

他在从艺术家到皈依佛门的过程中，无不体现了生命的巨大落差和人生的反复无常。然而这样一个民国奇才，究竟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历程呢？我们有必要而且必须对20世纪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做出进一步的梳理和思考，体味其生命征途背后的苍凉故事和寂寞心情，从而达到对一个世纪、一个年代的整体性反思。

2．

天津频临渤海，地势低平，多风多雨，又有海河贯穿其中，自清末以来已是长芦盐的中心集散地，源源不断的食盐生产业，培植和招徕了大批经营盐业的商人。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市三岔河口附近一户富有的盐商之家。祖父李锐大约于康乾年间从南方招资时来天津经营盐业和银钱业，逐渐殷富，及至叔同父亲一辈，更是将李家富贵推向了顶峰。

父李世珍，字筱楼，于1865年接连考取了举人和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为挚友，官至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有名的盐商、银行家，享有“李善人”之美誉。其长子文锦出生后不久夭折而去，次子文熙，自幼体弱多病。李叔同系李筱楼第五个姨太太王氏所生，幼名成蹊，学名文涛，以字行世，号漱筒，以求平安。叔同出生时，母仅二十，父已六十八，可谓龙钟老矣！传说王氏临盆时之际，一只口衔松枝的喜鹊，突然飞入产房，将松枝安放于产妇床头，又欢叫了一阵才向外飞去。长大后的李叔同确信其事，将喜鹊留下的那枚松枝，随身携带了一生，直到在泉州圆寂，还挂在他寮房的墙壁上面。

李叔同从小在长兄文熙和生母王氏的教导、关怀下成长，7岁学《玉历纱传》、《百孝图》等，一遍过去即能琅琅成诵。9岁在常云馆接受老式教育，读《孝经》、《毛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又读《尔雅》和《说文解字》，习训诂文字之学，打下深厚国学根基。此后细读史汉精华和《左传》等多数史籍，并师从赵幼梅学诗词，又师从唐静岩工书法金石，书艺大进，始与同辈名士广泛交游，获益良多。经过七八年的家馆课程，李叔同在经史诗文和文字学层面，都具备了扎实的根底，为后来“二十文章惊海内”，精研佛典，打下了坚实基础。

青年时陪母亲南迁上海，由于其才思敏捷，智慧过人，很快为沪上名士许幻园所器重，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上海。李叔同入沪不久后便加入以许幻园为盟主的“城南文社”，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母亲去世后，他赴日留学，并接触西方文化和文艺。回国以后，他先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而后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和音乐，接着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校之课。1916年冬，短期学道，自诩“欣欣道人”，不久后入杭州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返回后，始素食，并阅佛典，有导儒归佛之意向。1918年逢马一浮友人彭逊之在寺中出家，深受感动，随即拜了悟上人为师，法名演音，号弘一。李叔同自此完成了由儒—道—佛的精神及身份的双重转换，从而最终抛弃了惬意舒适的世俗生活，硬是走到了芒钵衲衣、青灯黄卷，异常艰苦卓绝的追求西极的生活途径上来。

弘一法师终其一生，既洒脱飘逸，光明坦荡，又富有浓厚的色彩。正如其好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永怀录》的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综师一生，为翩翩之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家，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如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散文家余秋雨这样提到李叔同的出家缘由：“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牾，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这样的解释我是比较接受的，看似简单的语言，却娓娓道出了李叔同内心的精神挣扎和斗争。当然，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磨难后，作出此种决定，绝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们应该在更理性的精神层面上来分析和了解他独到的感受。我想，只有这么，才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命运，不会再以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和判断了。

3．

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对时光的流逝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诗便是他为逃脱这流逝自筑的避难所。”此种另辟新径的解释是很独到的，引起了我的共鸣。当然，我在认同的同时，还认为有责任感的时代诗人应该肩负起为国人开启明智，荡涤心灵尘埃的使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祖国外忧内患的多灾阶段：1894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1895年割地赔款与日本讲和，1898年英占威海卫，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赔款讲和。部分激进的爱国知识分子们显得有些急躁不安，他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王朝何时才能覆灭？当代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序幕是否延续得太久了一点？”他们奔走呼号，东渡日本，西走欧美，上下求索着。

青年时代的李叔同就生活在这种大背景下，祖国的苦难让李叔同感到不安和痛苦，他惟有通过手中的笔发出自己内心的呐喊和悲愤。当时“抵制美货”、“抵制日货”运动初起，身处上海的李叔同为沪学会作词配曲《祖国歌》一首，于中原大地上喊出了自己的愤怒。歌词如下：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李叔同将民间曲调《老六板》减慢为四四节拍，配入歌词，创作出这首乐歌处女作。秦启明曾这样评价此歌：“该歌词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民族特色。歌颂了我幅员辽阔的华夏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经教唱，即由沪学会传遍沪上，传遍全国，首创了国人用民族曲调配制乐歌的新风，李叔同也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乐歌音乐家。”他后来的门生丰子恺回忆当时“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

《祖国歌》的盛行，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国人的反抗斗志和被大大提高了，“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有这样伟大称号的国家有几个？只有我们中国。“谁与我仗剑挥刀？谁与我鼓吹庆升平？”这首歌无论从词或曲都有激昂澎湃的情绪，从而反映出先生当时当刻内心热烈的爱国情怀。

1905年，李叔同抱着为个人为国家寻求新路的愿望，远渡扶桑（日本）留学。临行前填有《金缕曲》一阕，“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凇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此词既饱含李叔同内心的孤独与忧郁，又揭示了祖国的危难：“破碎山河谁收拾？”自己曾经“二十文章惊海内”，到现在只觉得是过眼云烟，“毕竟空谈何有？”他的心绪忽然平静了，平静得如一泓湖水。然而他也在反思，在醒悟，这一点在最后三句表现得最为透彻。“听匣底，苍龙狂吼。”词人的心绪为之一震，破天荒地发出豪迈之语，惊天地，泣鬼神，“那惜心肝剖！”这正是李叔同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也是其铮铮男儿立下的豪壮誓言：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不惜肝脑涂地，心剖胆裂，忍辱负重，像苍龙般那样狂吼着向前奔去。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积极入世的李叔同对此表示了热烈的欢呼。他写下了《满江红》一阕：《民国肇造志感》——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我们从中可以体味到作者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舒畅，如“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从此中国有了曙光，有了未来，“一担好河山，英雄造。”此词既是对民国肇造者的歌颂，也是作者在辛亥时期的和抱负的写照。但是李叔同毕竟不是对政治很感兴趣，对辛亥革命和民国的支持也只限于写词一类的言论上的欢呼，其他时候，并没有作出实际的举动来。这种心态和行动路线实际与他的性格、兴趣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李叔同先生虽然在后来遁入空门，但是在他冷奥的心里一点爱国热忱的星火始终没有熄灭！据丰子恺回忆道：“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装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还给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了。’他这才受了。”

由此，李叔同先生强烈的爱国精神，我们可见一斑。

4．

李叔同东渡扶桑后，已二十六岁了。这二十多年来，他进过学校，也两次参加乡试，但始终没有确定自己的事业方向和谋生之道。在去日本之前，他确定了学习的方向：主攻美术，兼习音乐。当然，这是与他多年来逐渐增浓的兴趣和原有的书法技艺基础有关。他是一个做事极为认真的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为祖国的文艺做出了巨大的突破和贡献。如：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的发行；他是中国第一个美术留学生，首次开创了国内绘画的局面；同时他还倡导建立春柳社，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

李叔同从《祖国歌》产生的巨大影响中，感受到了音乐艺术本身巨大的作用，这促使他产生了想介绍和传授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为国人做些启蒙的工作。

1906年2月8日，由李叔同独力筹办的《音乐小杂志》第一期，在东京三光堂印就，五天后寄回国内，20日又尤惜阴在上海代办发行。这本杂志虽然很小，64开，30页，但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份音乐刊物。处在彼时彼地的他，在思想情绪中表现更多的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份小杂志，他以“个人绵力”编出，越发显出了其对音乐所起的美育作用和社会功用的重视。

作为在我国音乐期刊上的首创之举，编辑者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首先，他发表了《乐圣比独芬传》，即贝多芬。除详细介绍了他的生平、性格和成就之外，用了三分之一的文字着重突出了贝多芬的创作态度，这与他提倡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其次，他还刊登了以李息翁署名的木炭画《乐圣比独芬像》。这是中国出版物上第一次刊登的西欧音乐家的画像。最后，他还运用了五线谱谱成了《隋柳堤》，《我的国》，《春郊赛跑》，等三首民歌，为在我国推广现代作曲法树立了一个榜样。

李叔同原来对戏剧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自到东京以后，又结识了藤泽浅二郎，川上音二郎夫妇第一批日本著名的戏剧家，向他们经常请教新派剧和浪人戏的表演艺术。同时，萌发了改革中国戏剧的念头。

1906年底，一个由李叔同、曾孝谷发起的在东京戏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成立。正因如此，李先生成为了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创了中国话剧史新局面。“春柳社”第一次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演出《茶花女》，李叔同参与演出茶花女的角色，此剧在日本话剧界和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很大轰动。

春柳社的成立和首次上演《茶花女遗事》，对中国话剧来说是破天荒的，开创性的，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戏剧出现了大的变革，标志着中国从此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戏剧形式——中国话剧。

亲身参与了中国话剧创始期活动，并在东京看过李叔同演出的徐半梅先生，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说：“世界各国的戏剧，差不多都是以话剧为主，歌剧为宾；独有我们中国情形不同，一向只有在歌舞为主的戏剧。所有的戏，都以唱为本位，所以演戏称为‘唱戏’，看戏称为‘听戏’，在以前的中国，差不多可以说戏剧即歌剧，歌剧以外无戏剧。”确实，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中国观众们都希望中国戏剧应该加以改革了。由于春柳社的影响，1908年后的几年中，以上海为中心，而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众多提倡话剧的戏剧团体。如春阳社等等，就是接受了春柳社的启示。

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学院毕业后学成归国。如前所说，当在浙一师任教的时候，他担任图画和音乐老师。在此期间，他又开创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艺术实践——绘画。他自编西方美术史的课程讲义，属国内首创，又填补了中国艺术教育的一个空白。

5．

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

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

——泰戈尔

李叔同是诗词大家，同时也是歌曲创作的高手、大师。他一生中最负盛名，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送别》和《忆儿时》两首。大多数人是听着这首《送别》而后知道有李叔同其人的。现在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送别》的歌词：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扶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崖，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扶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送别》的曲子，原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J?P?奥德威（John.p.ordway,1824—1880）所作，歌曲的名字叫《梦见家和母亲》。由于此曲旋律优美流畅、悠远深切，李叔同便选用它为《送别》一词配曲。《送别》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海外，八十多年来传唱不绝。**名著《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等，选它作插曲或主题歌，更加扩大了它在国内外的影响。

《忆儿时》是李叔同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歌词曰：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脱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选配的则是美国通俗歌曲的作者海斯（William.s.Hays，1837—1907）的《我亲爱的阳光明朗的老家》一歌的曲子，舒缓的旋律中不无忧伤。

李叔同创作的大量歌曲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原因是作者“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裘梦痕、丰子恺《中文名歌五十曲序》）。其歌词，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和浓厚的抒情性，富有民族特色；其曲调，通俗流畅，雅俗共赏。他的创作理念为中国的音乐制作提供了一种实践的示范，从而扩大了歌曲的流行面。

6．

爱默生说：“伟大的有信仰的人永远被视为异教徒，终于被迫以一连串的怀疑论来表现他的理念。”

李叔同出家之因是多方面造成的，其中就有几条值得注意。这也是近年来其研究者得出的某些结论。一是家庭氛围中受其影响。他五岁以后，就时常与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他家来念经拜忏。他的家庭中弥漫着一股信佛的倾向。二是西湖佛教氛围的影响。浙一师离西湖很近，他经常到附近的寺庙里游玩。丛林密集，僧人众多，钟声梵吹时有所闻，这种特有的人文环境，有形无形地强化了他自幼种下的佛化因子，三是周围人的影响。如马一浮即为其代表之一，他试图用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进一步，从佛教哲学中吸取养料，从而建立儒佛合一的思想体系。四是对男女情爱、家庭婚姻的负疚感。李叔同出家之因中，不能不说没有他对自己年轻时期荒唐生活的后怕和忏悔。这是一个难言之隐。五是生理病性的影响。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和由上一代传染的肺结核，从而更加需要他在幽静清新的环境中调养，远离嚣尘的山谷丛林。除了厌弃世俗看破红尘，也是由于其对博大精深而高深莫测的佛学思想的入迷和向往，何况，他是一个凡做事就要做得认真和彻底的人。当了和尚，他也有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在中国佛教各宗各派佛理佛法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佛学思想体系。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谈及弘一法师时，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提法。他认为：“红尘中人看破红尘而达到‘悲欣交集’即功德圆满，是弘一法师生平的三部曲。……弘一法师虽是看破红尘，却绝不是悲观厌世”；“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先生的这个提法，常被弘一法师的研究者所引用，是有影响的。

在中国十大佛教宗派（俱舍宗、唯识宗、律宗、成实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中，华严宗是一个理论体系比较完备，且有哲学深度的派别。它的理论体系统称为“法界缘起”说。如前所说，“弘一法师入佛，不单是为了避却俗世的纷扰，以求清净；入佛后，也不想仅仅做个撞钟念经的和尚，他是为了生西成佛，超脱生死。而要达到这一终极目标，从修行角度上说，首先就得从佛教哲学的高度上，把握到佛性和佛境的内含，以及达到的途径。弘一法师钻研《华严经》和华严宗，正体现了他在探索佛性和佛境时的深度和品位。（见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

中国佛教史上所说的律宗，实际上就是指道宣的南山宗，道宣则是中国律宗的高祖。第二祖为道宣弟子、唐代周秀律师。第三祖为北宋道恒律师。自元代起，律宗消沉不振，典籍散失，佛纪涣散，加上禅风盛行，逐渐下滑。本世纪头二三十年间，中国开始从日本请回部分唐宋律宗之书，此宗才重新被佛教界予以重视。正是在这种过程中，弘一法师才被誉为重兴南山律宗的一代宗师。

他为佛教留下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这部著作，并和其门生丰子恺等商定编绘了《护生画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影响。法师后又倡导举办了南山律苑学院，专门弘扬律宗，其后接着倡立“佛教养正院”，在佛教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加上法师在俗时的影响，大批可造僧材脱颖而出，一时佛教之气蔚然成风，较之以前大为改观。

7．

李叔同悲欣交集的一生，是与其时代息息相关的。虽然用他自己话来说是“遍走天涯”，但他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文化天地，他始终是一个文化人，就是出家以后也还是一位文化和尚。（见黄福海《弘一法师与我》）他在俗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入佛后，又在佛教界做出了贡献，其一生充满神秘和坎坷。我们今天面对他时，多了一份旁观者的姿态，多了一份闲适的心情，然而我们还是被他独具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了。是呵，有时候我们拥有的功利心太强了，少了一份宁静和闲适，少了一份对生活、艺术、人生的多角度思考。

弘一大师在俗39年，在佛24年，都值得我们当今的学者研究，特别是其在文艺上对我国作出的巨大成就。掩卷深思，我在想，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走在怎样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上呢？